近四十年前，走进北京中医药学院的校门时，我十六岁，不过是尚有些稚气未脱的青葱少年。带着些不情愿，甚至心里那丝若有若无的愤懑，走上学医这条路，恍然竟已去大半人生。从茫然，无感，到折服于中医的魅力，从想做一个优秀的儿科医生，到赴日本留学、专攻疫苗研究，却无心插柳在生殖医学领域浸淫了二十多年。人生啊，仿佛有只无形的手在牵引着你。

我们这代人，个人命运的沉浮，总会在时代的滔滔洪流中随之起落。如果说现在的孩子像小鸟，一开始就飞得自由，无所羁绊，我们却从起飞时就没有更多选择，要改变命运，只有一个方向，总要飞过些疾风、劲雨，才会日渐轻盈。

总有很多人来寻医求子，我问诊开方，也教他们“天真”，以及释怀之道。我和妻子也曾经历过五年的求子之路，那些交织着希望和失望的心路历程，我们感同身受。

我是医生，也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从在日本第一次帮助朋友得偿所愿，到现在不知道听过多少妈妈得子后的感激之言，如今，我依然会为孩子而感动，为母爱的坚韧而感动。

其实，不是我的医术有多高明，虽然有偶然而得、又倾尽二十多年光阴研究的药物帮助很多人受孕，我依然相信，信念是最好的力量。在天上，有个孩子，看到你的努力、善良，你的无畏无惧，她会选择奔向你的身边。

而我自己，在医学专家、科学家这些标签背后，不过是个追梦的人。在内心，从来有一个声音，跟随它，我追寻着自由和梦想，只为看到更明澈的皓月繁星。

我的人生故事，看似波澜不惊，却也潜伏着些波云诡谲，且让我絮絮叨叨的说给你听。

1

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我出生在济南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上小学前，我们一家搬到德州。这个山东省西北部的小城市，与其说是市，不如说是半农村、半城市的小镇。从我家走十来分钟，就能看到大片金色的麦地，俨然已到农村了。城里一溜儿的平房，好不容易看到一栋楼，还是假的，大跃进时建的，只有墙，里面空空如也。印象中，只有市政府和我们学校，有二层楼的房子。

那个年代，大家都穷，记得当时有很多河南人逃荒过来。我们不至于挨饿，不过粮食也很有限。一到秋天，家家户户都分不到粮食了，连玉米也没有，只有红薯。一天三顿，变着方儿吃红薯，老百姓的智慧都发挥尽致。把红薯切片、晾干，然后磨成粉，可以做窝头。这红薯窝头吃着有点像胶皮糖，但吃多了，肚子就特别胀，还不长个儿。后来好多年，我都不能再碰红薯，就是小时候记忆太深刻了。

童年最快乐的，是养鸡。没有粮食喂，就得四处给它寻吃食，这个背着正义之名的寻食过程成了我的最大乐趣。德州郊区，有大大小小的湖，当地人叫海子。海子里有像跳蚤一样的鱼虫，用很细的网做成网兜，竹竿挑着，在水里轻轻晃动，就能捞上来不少。鱼虫拌野菜，鸡最爱的美味。那时，家里每个月只有几两猪肉票，鸡能下蛋，过年还能吃肉，成为改善生活的一大来源。所以，好好伺候鸡，成了我童年里很重要的一件正经事。

除了鸡，还养猫、养兔。我妈说了，要养都得自己管。这样，每天去食堂找剩菜、打扫笼子、收集粪便施肥，都是我的活儿。那时家家住平房，房前总有个小院，不大，也就2平方米。就在这巴掌大的地里，我学着搭架子，种了丝瓜、扁豆。记得同学之间，我们经常交流的话题就有：你家玉米结了几个？黄瓜怎么才长得好？我种地是把好手，丝瓜多得吃不完，爸爸得拿去送同事。就连学校也有农场，学生们拉的屎都被收集起来，做成粪干当肥料。

那个年代，虽然身在城市，其实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和自然、土地相隔多远。

2

说起来，从小学到初中，没怎么好好学习，都是玩过来的。相比现在的孩子，我们那时没有辅导班，知识都得自于生活，这些田间地头的实践反倒也有另外的收获。

学校虽然不上课，但有校办工厂，学生要去厂里做桌椅板凳和各种活计。编床垫送贫下中农，我们就要去偏远的村庄取稻草，学会了怎么割稻草，把稻草捆成一圈一圈；学会了编草绳、草垫子。自己家需要装饺子的笊篱，我会把柳枝扒开皮，用白色的柳芯一点点的编。这些精细活，无意中训练了手上功夫，日后学医时做手术，我缝伤口的技术一流，得益于此。

小时候，能杀只鸡或兔子，简直让人欢呼雀跃，因为这就意味着可以打牙祭，吃上难得的肉。这些经历，对我之后做实验也大有帮助。现在我带的学生，有的不敢摸老鼠，连实验都做不了。想起来，虽然小学、初中没有好好读书，但后来在日本留学读博士，在学业上要和日本人、美国人、德国人竞争，并没觉得自己比他们差。可见，死读书没用，在生活中实践倒是另一种尤为重要的学习方式。

那时，我爸妈虽是语文老师，家里却没什么书，文革中都被烧掉了。学校图书馆、市图书馆，成了我和几个伙伴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们甚至爬窗户，把书偷出来，看完了再悄悄放回去。

白天干不少体力活，读书的时间有限，书又得之不易，晚上安安静静的读书时光便显得尤为珍贵。书稀罕，常要轮流看，转到我手上时，就想着背一些《三国演义》《水浒》的段落，第二天再讲给同学听，这让我特别自豪，也给了我极大的动力。当时背了不少经典名著，皆源于此。

话说回来，那时已经没有正儿八经上学了，就算去学校，好多时间都去捡麦穗、挖水渠。小学四年级，又赶上文革期间张铁生的“白卷事件”，这下大家心更散了。老师是臭老九，没资格出考题，要找工农兵。工农兵没有文化，实在为难。有个同学的爸爸，就去找劳改监狱的犯人给我们出题。那些犯人比小学老师水平还高，他们不仅出题，把答案也写好了。我们把卷子拿回学校，每个都得一百分。

那是个荒唐的年代。这荒唐里，混沌着，带着些欢乐，我的童年不知不觉中溜走了。

3

1977年，突然恢复高考了。大家恍若梦中惊醒一般，不再傻玩了，都撸着一股劲儿想考大学。离开这里，去更远的大城市，似乎成了同学间心照不宣的秘密。深夜里，亮着的一盏盏灯背后，就是一个个在熬夜苦读的学子。高中两年，我基本没在十二点前睡过觉，把荒废的学业补回来，不用大人敲边鼓，成了最自觉的行动。

记得，当时已经有去北京读书，假期才回来的大学生，看着他们，身上像罩了一层金光，让人艳羡不已。那个年代，“知识改变命运”，这句沉甸甸而颇有分量的话，也是现实的真实写照。无数人的命运，个人的、家庭的，因为一纸通知书而改变。 

1978年有两次高考， 2月份和9月份各一次。1979年，高考第一次在全国统一了试卷，也首次确定在7月的7-9日进行。除了不考英语，其他考的科目和现在差不多。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我也走进了考场。我查了下数据，当年全国共有468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8万人，录取率为6%，而这个数据在2016年是940万考生，录取772万，录取率为82.1%。不过三十多年，已经有了如此巨变。而我高考那年，山东省因为考生普遍水准不低，竞争也更为激烈。

虽然文革结束，政治气氛缓和了一些，但填志愿时，也要看成分。爷爷是地主，爸爸虽然是老师，但他和我在都要填地主。成分不好，北京航天学院、北京工业大学这些跟军事沾点边的院校，统统不能报考。那时，还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在第一志愿上，郑重地填上了：天津大学计算机系。

那时的我，并不担忧什么。高考成绩，我是全年级第一，读自己心仪的学校，应该是意料之中。

炎炎夏日里，别人多少有些紧张、焦躁，我却自有一番清凉，或者说，我在气定神闲的等待着那一纸通知书的到来。

《我不过是个追梦人——一个生殖医学专家的自述》作者：邵辉博士。

—— 日本英医院汉方顾问，卵子特效口服液Shawkea T-1发明者

- 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日本大阪大学医学博士。

- 多年从事不孕不育研究和治疗，现任日本英医院汉方顾问。

- 日本NHK（日本最大的广播电视机构）、朝日文化等多种媒体专任中医学讲师，日本产业医科大学讲师及「增强健康」杂志总编等职务。

- 邵辉博士从几种中草药中发现的新成分Shawkea T-1，用严谨的生物分子学和基因学检测手段证明，这种成分通过刺激人体脑下垂体，卵巢及子宫的荷尔蒙受体，产生的相关的性激素，能使已老化的卵巢被激活，增强自主排卵，从而在临床上得到极大的成功，成为日本和美国最有效的治疗不孕症的中药之一。此成果也发表于各种国际学会和世界一流杂志。

- 1998年由邵辉博士创立并任职理事长的公益性社团法人「日本不孕症治疗及心理咨询学会」，是以药剂师为主体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学会，会员遍及全日本。该学会定期所举办的中西医学习研究会培养出大批具有中西医不孕治疗专业知识的药剂师，活跃在临床治疗不孕症的第一线。特别是通过对高龄孕前夫妻身体的调整及治疗，有效的改善体质，大幅度提高了日本自然怀孕及试管婴儿的成功率。这种前期健康综合辅导治疗，使医学及药学相结合，成为日本治疗不孕症的典型模式，走在了世界不孕症治疗的先端。

- 著书有《解毒革命》《4000年健康法》等。